余世存：谁还认识林涛先生？

――序林著《中国的使命》

林涛先生要把他的文章给我寄来，让我很是悲伤。

我知道林涛先生著述不多，发表更少。他给我寄来文稿，是他对世界已经失望，不再抱有幻想，而留给朋友以示慰藉。

其实我们都对这个热闹的世界失望了。

一．

我认识林涛先生很久了，编《战略与管理》的时候，林涛找上门来交流，从此交往不断。他长得极为特殊，让人一见难忘，让女孩子见后难入梦乡。他长得太丑了，可能明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都没有他那样。头大身子小，头发像在一块丘陵地上胡乱撒下一大把的庄稼，密集而乱。额宽，眉低，眼睛因高度近视而总显得茫然，只是偶尔有点亮色，像永远在神游或梦游。鼻子硕大，却紧紧地贴着上唇。然后是嘴、下巴和牙，嘴巴上翘，就是中国相书中说的地包天，牙如犬齿。后来有人从他的背部发现他更有狼性，忘了朋友是怎么说的，这一点儿还有他的笑声佐证，他常笑，刚开始听时会毛骨悚然，不知所措，听习惯了他那种嚎笑又会奇怪他动不动狼嚎。

这样的人居然在我们的社会里活下来了，而且读了大学，实在奇怪。因为对人身歧视一类的政治正确的表达只是近年来的一个社会现象，有人告高考办因残疾而不让人上学，有人告招工单位因女性不漂亮而不聘用，有人嘲笑政府机构明文规定女性公务员的标准是“双乳要对称”。那么可以想见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之交的林涛，歧视和偏见还没能成为民意攻伐的对象，甚至还没能浮出水面成为一个问题，他那时是如何上大学，如何工作的。我不太相信他说的自己读过大学，但作为朋友，我从来没有追问这件事；他从来没有参加什么正儿八经的工作，这是我所确知的。林涛的“杂感录”里有这样的话，“如果政府不喜欢人民，为什么不解散人民，再造一群人民呢？这句话让我的心都在流血，没有比这句话更让我感到今日中国的悲哀了。”我相信林涛一定有自己痛切的感受。这样的造化尤物，一定有他自己的意义，就像庄子所说的；但进一步，天地造化之奇也应该有其奇特的人生，后来的中国人确实没有辜负命运，他们大都深研易理，明通象数，以相术、房中术、帝王术行走江湖或行走天下、禁宫。林涛也走了这条路。我后来想，他之走这条路，一定有过难言的屈辱、自卑和痛苦。儒道虽都曾主张天无废弃之人，但一个极丑陋的人在传统中国差序格局里是难以享受生命的温暖的，他们注定自救，这自救往往成就了他们更大的权谋、野心和悲惨可怜。

非常之人不能过寻常生活，这是注定了的。林涛在遇见《战略与管理》之前，一定对历史和现实有过简单而极端的领悟，他捐弃平常人和平常心，而自觉能够支配他们的命运、改变他们的命运，用民主社会的词，叫有效地服务于民众。而在中国，如此非凡之人，要么是致力于中国的民主转型，要么是效力于当政者，为王者师。在中国人都如朝三暮四的猴子一样为市场生活欢呼时，又有多少人注意到关键的问题是要与操纵猴子的人对话呢？刚刚还处于同类被镇压的悲痛之中，却在操纵者的一声口哨之后(南巡)纷纷下海追求“可能生活”；如此“鸟兽不可与同群”，要为了中国，林涛只有寻找别样的朋友，别样的生活。这种生活反过来强化了林涛审判日常生活或社会流行的信心，同时他也在社会上发现了不少同类，林涛看到了《战略与管理》，他想当然地觉得战略与管理的诸公较对胃口，算是同道。

但他跟我们聊后，才发现我们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属于坚毅不拔、百折不挠之士，我们要平凡得多；我们虽然不像后来的人们那样善于做秀，那样彻头彻尾地属于好龙的叶公，但我们跟他的模糊思维和诉诸直觉的做法不同，我们要迂远得多，在我们看来，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一件特别复杂的事，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容易。林涛熟读《推背图》《汤饼歌》一类的传统读物，对阴阳五行一类的命运感兴趣，他当然跟我们这些现代的书生有距离。“治大国如烹小鲜”，“平天下易如反掌”，他不认为我们说的“全面滞后”多么复杂和困难，无非是过去人们以功名利禄或不朽去游说君王豪杰，现在人们以中国的危机、落后或立功之不朽来游说精英权势。他因此很快回到他原来的状态，他虽然还关注战略与管理，但更睁大眼睛去寻找他认为可以交流的人，以三寸不烂之舌去打动人。我常常开玩笑，他是古代汉语所说的妖异之士，明君在位，他这样的“妖言惑众”者，应该“弃市”的，好在林涛没有蛊惑成功什么人。

二．

我跟林涛的交往一直保持了下来。最初我们甚至“同居”过，他无所事事，不愿回广州过春节，而我也没有勇气回家，在北京租房，辗转十几次，一度去租北京教育学院的宿舍住，那个冬天我们就住在教师宿舍里。林涛眼睛不好，很少看书，总在想事，他说自己高度近视，只能看很少的书，即使看书也是一目十行，一本书或《战略与管理》的一篇来稿，在他这种看书方式里，生死立判，他往往把眼睛贴上去还没几秒钟，就赶紧把书或文稿扔了；一切废话，大话，妄语，疯言，在他那样惜命似的生命刀刃上显示出可笑、浪费和荒诞；既有的汉语世界不能让他生发多少兴趣，他因此常在想象中生活。他睡得晚，睡相也怪，不要枕头，如兽类。他起得迟，往往是中午过后才起来。

我们两个单身汉在一起，我是内向之人，也无更多的话说，因此往往是我呆在自己宿舍里看书，到吃饭时招呼他一下。记得那时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中忽然出现了一个新的增长点，叫VCD，很多人买这个东东以取代录像机，林涛向我介绍了广东地区、发达而开放前沿的人们是如何过业余生活的：看黄片，说是这个东西对专制有极大的杀伤力。我们很快在一起观摩起黄片来了，可惜只有几盘，不解渴，但让我“大开眼界”。比我看全本《金瓶梅》还要有冲击力。那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比起那类怀抱理想的青春少年的峻切审美世界，又有某种不悖的神秘处。日常生活的无趣、紧张，到了完全摒除理性、精神的欲望世界里，确实有放松的效果；就像看色情文字算能调剂一样，人对身体的放肆是对外在强大世界的一种态度。羞耻、人伦、情爱、道德、礼仪，尽管我们不曾履践华夏文明伦理，但我确切地知道，旧有的礼仪伦理跟农耕时代一样是永远地过去了。新的中华文明样式尚在演进中，现代化却已经实在地挑战我们的身心安置，我们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这是我们的宿命。我后来发现，如四五百年前的英国哲人思辩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人的精神情感气魄祛除，只保留欲望，理性，只保留日常生活理性。其中有很可怕的一面。当然，这是我的理解。这次读林涛的文稿，发现他对婚姻持否定态度，他认为生命不需要婚姻。他认知宿命并起而挑战宿命的态度让我很是佩服。

但当时我们更多的话题是臧否当代人物，那些制造了我们社会最重要现象的人物，是如何可怜地小，而又可悲地决定了我们社会的质量和进程啊。我们常有怀才不遇之感，常有默无人问之慨。我们心忧天下，我们有极高的善意，却不为人所知。这是怎样的人生。记得有一次，在黄寺一家小饭馆吃饭，一个北京的中年男子，市井人物，以老大的身份对同桌人炫耀他的悲剧美，他走南闯北，吃过不少苦，进过局子，大难不死，如何如何，因为他命大，他腰带上系一块美玉，说是神奇，几两白干下肚，他忽然对我和林涛感兴趣。他在文稿中提到，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中会有一个唐高祖式的人物，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中会有一个李世民大帝式的人物。果真如此，我民族何其幸也，我民族又何具特色也。

有一次，刘峻告诉我们，他坐302公交车上班，意外地看到窗外林涛在慢慢地走路。炎炎夏日，林涛一步一步地走，跟热闹的、繁忙的、衣着光鲜的都市男女显得格格不入。刘峻说他看到林涛在人流里穿行，想到这样一个怀有智谋的奇人异士如此不合时宜，如此可怜，如此无助，不禁悲从中来。我们听了，都有些自悲自悼之恸。是啊，也许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的悲剧。

《战略与管理》变故频仍，我曾在自己的权限内试图为林涛做一些介绍，我的一些想法也借助于他的名义，他的谋略来表达，毕竟英雄所见多有略同，我们不必把每一公共性的产品都打上个人的私密的产权印记。我不怕让人掠我们之美。只要这美能够被欣赏，就够了。何况我们久违了的文明传统有着足以让我们愧疚的律令：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怎样的社会，又是怎样的人生，我们已经全然不知。在社会和人生之间，至少人生还可以为我们所支配，所确定地把握，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可以如此履践我们的人生。但在中国要做好一件事，千难万难。我们也许能够把握自己，林涛当然更为坚定，但要进入社会就完全不一样了。哪怕是几个人的私人公司，能够有效地持久地生存发展下去，非常不容易。这时候，我们就完全显出书生无用。专制深入人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地表现着。我们当然对别人的、私人的公司、机构、学术研究无权置喙，但正是在参与这种公司、机构和学术研究的过程里，我们深感专制独断那种自以为是的可笑、悲剧和灾难。

林涛一度做了《战略与管理》的挂名编辑，他像一个客卿一样跟杂志社来往，他也提供了不少意见，但他不在杂志社做事。他生活在广东，听说他是靠朋友们供养，他自己说是为人做过枪手，但我猜他主要是给朋友们出出主意，由朋友们接济过日子。我们怀疑他生活在梦中，这种梦使他对一些人物事情重构得美丽，也使他对社会的观察极端；顺着后者的视角，我辈的世俗心理和日常生活实在是可怜复可笑的。他在广东的生活肯定也是寂寞的，没趣的，他经常想办法去找一笔路费跑到北京来，跟我们聊半天，然后再回广东。赵晖一度到厦门小住，他听说后，身无分文地跑去，住了几天；过了一年，他还以为赵晖在那里，又跑去，这下子无人可以接待了，更重要的，无人可以聊天了，他怏怏而返。

中国的转型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只是这种转型缺乏公开性，缺乏有足够代表性的阶层和智慧的参与。林涛关心这个问题，在他看来，问题其实简单，他熟悉古往今来的历史，笃信只要找到最关键的人才，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他相信命运造化之奇，以为找到了关键人才，扶持他，帮助他们，社会就会很快拔乱反正，走上正轨。比如以色列人找到本－古里安，以色列人就能建国。中共前期只要有三杰，李大钊、张国焘、陈独秀，这个党就不可能被扑灭，只要有后三杰，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这个党就肯定能够夺取政权。我曾经问过他，民主社会是否也如此，他说是。美国早期不用说了，后来的蓝血十杰一类的关键人物，对于美国社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但我总是不相信这种命运之说，没有相士，关键人物可能还不知道自己担负着天大的使命；但没有相士，关键人物该要出场还会出场。或者，关键人物不是相出来的，是历史众多机缘淘汰选择出来的。比如今日胡锦涛先生，你不能说他不是当代的关键人物，但他当年做清华大学生或在地方做官时，何曾想过自己会成为关键人物。当然，林涛对此仍会有解释，即胡锦涛先生不是他理解的关键人物。

三．

林涛的转型观念跟传统中国政治一脉相承，甚至今天相当多的人持如此观念，比如有人就分析过胡锦涛先生或曾庆红先生做关键人物时的功德效果之不同，从而做出趣味上或价值上的判断。喜欢胡，还是喜欢曾。只是这种政治文化太封闭，封闭得无法有效地参与中国社会的转型。要是像自由社会那样公开，中国民众的政治文化生活将会多么热闹多么过瘾啊，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也将是如戏如剧，人人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当然，有人不满意民主社会的民意气或民粹味儿）。不像现在这样，只是少数人少数阶层得到了一点东东，例如自以为精英的人群得到满足，自以为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得到了诅咒或唉声叹气，而广大的民众总是觉得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总觉得在政治文化生活里变得傻傻地。因此，可以说林涛也属于典型环境(即中国的政治转型)里的典型人物，只是他这样的人物是一个悲剧而已。他对人事的看重代表了中国传统和中国社会的看法儿，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不能跟观念先导的现代化潮流呼应，不能跟文明传统或当代人类文明主流里那些最核心的价值观念相呼应，只对历史、现实、稳定、国家、英雄等一些似是而非的现象着迷，只能对眼界里不断更新的人物抱有幻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种悲剧是注定的，只是这种个人的悲剧扩而大之，又是国家的悲剧了。多年来服务于这一环境的人物可谓多矣，而今安在？从理论务虚会开始，人道主义与异化，第五现代化，到八九，到新权威主义，到战略与管理，到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无数的人被聚焦起来时都是英雄豪杰，分散呈社会原子个人状态时只是历史的过客或生命的罪人。转型社会无情如大浪滔天，将一切有过善意和愿心的中国人打入生存的卑微或重大餍足之中；官腐民败，这些官民最初也是一个个有着善意和愿心的人哪，他们却最终选择了物欲或所谓的生活理性。

我在两千年时离开了杂志社，并发愿拒绝进入中国的一切体制。我跟林涛来往就较少了，三年多来，偶尔能听到他的一些消息。比如他也从网上看一些当代人的文章，他是想在网上发现关键人才？但他来北京少得多了。我想他可能生活不顺利，心情也更不顺利，他的生活可能比我的更不怎么样。社会完全不需要他，我也基本上跟外界失去了联系。我年轻时写诗，整个大而热闹的世界只是等待我的死亡，现在成了我的生活写照。只是大而热闹的世界一时没有忘记我，他们无视我的文字和意志，不断编造有关我的谣言，最令人辛酸的谣言是说我发财有了大HOUSE，最荒唐的谣言是说我到某人那里领“卢布”了，最可笑的谣言是说我回《战略与管理》了，最恶毒的谣言是说我做了特务，最奇怪的谣言是把我跟一位俞可平的人混淆起来，说我到北大任职了，是胡锦涛先生的“红人”。庄子曾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当代的正人君子们，明白的不是礼仪，不是人心，而是人事的排列组合，谁有新左派之嫌啊，谁跟谁是一拔儿的啊，谁说了一句什么话啊，如此而已。当代中国的生活，就是如此令人绝望，令人哭笑不得。用当代人的话，中国转型的社会现象，不过是做秀；用储安平先生的话，中国的上层社会的精英之流，不过是拆烂污。

我没有朋友可以享受接济，我也不需要一切有条件的接济，只能卖文糊口或打打短工过日子，将坐以待毙稍做积极地处理成“坐以待币”。已经不止一个人如此说，中国的转型像是沉船或森林大火，大小动物们都赛着窃取公共财产，逃离或寻找自己的安全，没有什么人能够固守自己的清白，能够生活出自己的灵性或神性。当我远离热闹的生命，处于旁观者位置时，才发现仍有不少人活出了不可替代的自己。在我们这样的生活中，我最佩服的是一位母校生物系毕业的四川漂亮女孩儿，执着地跟这个世界保持距离，她宁愿应聘到报馆里做校对，一旦被人发现她的文凭和文字水平，她就去找另一家报馆，她守着简单清贫的生活，她也守着自己的清白的生命；还有一位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师兄，他在北京开出租过日子，他是在1989年离开了《人民日报》，自觉地到这底层来生活，我的这位师兄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他爱诗，写诗献给妻子，他把个人平凡的生活翻译成诗意的象征，而与这个快速变革的时代拉开了距离。

我的文章生活为林涛所听说，他曾经问我有何打算，我说了此残生而已，他不再说话。我很惭愧我这样说，因为我想林涛的评判方式，就像一个处于生死边缘人或无望中人一样，任何为名利谋的文字都是多余的，奢侈的，甚至是非义的，可耻的。的确，知识界沾沾自喜的奥康姆剃刀其实在中国有更真实的存在，这就是林涛这样的人，还有广大喑哑的中国农民。因为这样的生命刀锋的存在，使我一直无能也不敢让自己的文字堕入轻薄。我想林涛应该能够理解我的苦衷和限制。只是有一年春夏之交，深夜里，他打电话来，请我写一部小说，我问写什么，他说写我们，写我们这代人的这种生活，我们这代人为了这个国家太悲惨了，我们睁大双眼却无能为力。我拒绝了，我说我不会叙事。一如我拒绝老外请我写一部农民进城的小说一样。文学，在我眼里还相当遥远，中国转型期的社会现实远比文学更丰富更有想象力，文学还不是我们正当有效的表达方式。虽然我的一切经验表达无不打上了文学的印记，就像鲁迅、萨特等人示范的那样，是文学性的表达，成为转型年代无情世界的感情，使芸芸众生的存在联接为一个整体。

四．

现在林涛把他的文稿给我，我愿意为林涛说几句话。

我们当然是不同类的人，林涛的很多看法甚至跟我是绝然对立冲突的；如果林涛之意简在帝心，说不定我这样的人注定会被他们的历史车轮辗轧的。但我这次却认真地从林涛的文稿中读出了很多我自己想说的话，那是所有人发愿中国和生命美好的思想；虽然林涛有国家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的想法，但他仍有着人文主义的底色。

林涛是异人，奇人。他毕竟有如此悲惨苦难的思考，他的思考也是当代汉语世界的组成部分，何况林涛的一切思考都是为了这个社会，为了中国。

谁还认识林涛先生？我不想指摘林涛思想里的混乱，这自有聪明人职尽其责；我乐意说，他对这个社会的奉献远远大于他的索取。他卑微的生活，他获得的是那么少，他思考的是这么多。

2004年3月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