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老记者郑重先生著述丰富，从文革研究到各类书画名家的评传，每一部都很吸引人。我曾对《海上收藏世家》一书爱不释手，并且发现其中很多细节似乎还可以进一步挖掘。比如在写著名陶瓷收藏家胡惠春时提及，1950年，胡惠春在北京参加了一次经济方面的会议以后，立刻离开大陆移民香港。这中间的心路历程，是不是也像作家张爱玲？再比如说，收藏家谭敬，在五十年代是不是因为卷入了潘汉年、杨帆的案子才被抓？郑重在写张珩的时候，写了一个故事，五十年代，故宫书画部的一个负责人，在香港买了假画。他给张珩递了一个条子，让张珩不要讲话。这个负责人是谁？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2025年出版的《刘九庵日记》证实了这件事，并且揭开了具体的谜底。这件事所涉及的各方，现在讲起来都算是书画收藏领域泰山北斗级的人物，所以值得研究清楚。

我们跟随刘九庵日记中的部分记录，梳理一下此事。刘九庵的日记，有些日期很简略，但在记录广州发生的这件事时，却很细致。基本能让我们把事件还原清楚。事件发生在1959年，11月16日，刘九庵从北京搭京九直达车，前往广州。刘九庵是从琉璃厂成长起来的古玩店经营者，1956年公私合营进入故宫后负责古书画鉴定。

1959年11月18日，刘九庵抵达广州，到爱群大厦与唐老汇合。刘九庵日记中并没有讲明唐老是谁。这里需要先研究一下唐老身份。

11月18日，……晚7时20分，容希伯先生来此访唐老，畅叙了有关文物的一些事项及真伪鉴别的一些看法（主要是对徐邦达先生。）……

11月22日，……中午商承祚、容庚等中山大学教授共四人来自，请唐老和我在此厦内吃饭。 ……

12月22日，……回后向张珩、唐主任说明了此事。 ……

可以判断，这里的唐老应该是唐兰，时任故宫陈列部主任。另一身份则是中国甲骨文研究的权威。 1923年王国维在给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作序时称：“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余所见得四人焉：曰嘉兴唐立庵友兰，曰东莞容希白庚，曰胶州柯纯卿昌济，曰番禺商锡永承祚。”这里的嘉兴唐立庵友兰，就是唐兰，也就是刘九庵日记里的唐老。王国维所见四人中，除了柯昌济之外，另外三人，那个时刻，都在广州会合了。这也是容庚、商承祚为何要拜访、宴请的原因。

唐兰比刘九庵更早到广州，似乎是与徐邦达一起，所以两人一见面，唐兰就向刘九庵“介绍了徐先生在此购进的书画情况。此时徐邦达已经回了北京。刘九庵来广州的一个目的，就是跟进徐邦达所购进书画的后续。

11月19日，……今日下午接（文物）局王毅与唐老来电，据讲，仇卷如真，可以研究购留，价值似贵了一些。当即与唐老研究与王南屏去一电，“请其来穗商洽”。

11月20日，……下午唐老接王南屏电话，他还是（要）直接找徐邦达。唐老向其说徐已回北京了，仇卷请其送来洽商。王说此卷已送还物主，价钱的数不能少，拟再行取来后，明后日即为来穗。

这里提及的仇卷，是指仇英的《人物故事》卷。这里的王南屏是香港商人。1944年，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王南屏在上海与叶恭绰做邻居，在叶的引导下，花重金购入了米友仁的《潇湘奇观卷》，一时名动上海，此后一步步成为大收藏家。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徐邦达的交易对象就是王南屏。王南屏扮演着交易中间人的角色，他从香港藏家手上拿到作品，带到广州来，卖给故宫博物院。但他这一定位，遭到了刘九庵等人的怀疑，他有可能自己就是货主。日记里提及的王毅，则是国家文物局的办公室主任，五十年代国家文物局在香港的文物收购，多由其负责联络与执行。

11月21日，中午接张珩发来给我的电报，询问仇英（卷）送到否。王南屏来后请其稍待，即日飞穗。今日上午是和唐老去华林寺看五百罗汉，回栈看的电报，想张珩来可能与王南屏另有事接洽。下午王尚未来，可能明日送此。

张珩、徐邦达、王南屏都是当年上海滩收藏圈的熟人。所以到了这里，刘九庵并没有意识到会发生什么时候，但刘九庵开始疑惑张珩为什么要即日飞穗。所以日记里留下了“想张珩来可能与王南屏另有事接洽”的猜想。

第二日，即22日，商承祚、容庚等人请客吃饭之后，闲谈时，王南屏来了。下午四时余，张珩、王毅也到了。

彼此间谈询了一切近况，主要是港方书画方面的消息动态。但在最后张取来一张画，看后是赵原画《晴川送别》轴，说明这画不是其初张的原物，而是后仿予以倒换的。 “仿画装旧裱绫”……最后张珩谈了这画经过方知一切各种隐情（伪仿），而这时王南屏亦不得不认为这画的不对了，然后谈推掉的问题，主要是这几方面都要过得去。

至此，我们回到郑重所提及的那个消息。“一位藏家要将赵原《晴川送客图》赝品售与故宫博物院，张珩的某位同事写来一张条子，叫他‘不要讲话’，意思是请他高抬贵手，将此赝品购进。 ”我们可以下判断。这位藏家就是王南屏，给张珩递条子的就是徐邦达。

郑重在其他文章中，說这个故事来自于谢辰生。熟悉八十年代“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的人对这个名字不会陌生。1983年4月启动，历时八年的中国古代书画巡回鉴定，有七人组成，分别是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谢辰生、傅熹年。八十年代的时候，张珩已经去世，所以这个名单里没有他。谢辰生1946年即开始协助郑振铎清理战时文物，编纂《甲午以后留存日本文物目录》。他的专业并不是古代书画，他表示自己只是代表文化部参与书画鉴定组，但他对书画界发生的大事显然也十分了解。

赵原此画，原是张珩旧藏，后来转让给了谭敬。谭敬也是上海的大收藏家，但他收藏的目的更在于谋利。他联合汤安、刘伯年、许征白、郑竹友、胡经、周桂生、王超群等人分工合作，对照着古画真迹，复制了几十件古画，然后当真品卖到了全世界。这是中国近代收藏史上的一件大事。现在有一些大博物馆的收藏，还有人怀疑是“谭敬家造”。而徐邦达这里之所以敢给张珩递条子，是因为两人关系非同一般。陈巨来在《安持人物琐忆》中说：

（徐邦达）自其父死后，他亦稍稍买古画收藏，成一小小收藏家了。因此与南浔张葱玉珩成为莫逆之交了。葱玉好嫖，专游舞场，邦达亦步亦趋，日与群雌为伍……。 ”作为吴湖帆的学生，“在汪逆六十生日时，湖帆自画四画，嘱所有门人合作十二幅山水、花卉翎毛、博古，以取媚祝寿。邦达拒之，且到处扬言，不作汉奸，不附吴党云云。师生关系乃中断了。邦达之名更大着了。所以一解放，四九年秋，郑振铎为北京市文化局长时，招张葱玉任处长，葱玉以邦达为介一同进京了。 ”“后郑氏升副部长后，邦达遂升任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了。

回到刘九庵的日记。在王南屏自香港抵广州、张珩自北京飞广州之前。徐邦达代表故宫，已经与王南屏完成了赵原《晴川送客图》的交易，六万元款项也已经付给了香港方面。现在张珩指出赵画为伪，王南屏也认可的情况下，就是要处理退画退款了。

11月23日，张、王等复进行谈有关画事。唐、王去市人委魏省长处。

参与进这件事的各方，分别有故宫方面的刘九庵、唐兰以及已经回了北京的徐邦达；国家文物局的张珩、王毅；香港商人王南屏。以及这里唐兰、王毅所汇报的对象广东省副省长魏今非。广东方面还有后续日记提及的广州市场朱光。魏今非与朱光，不止是广东的地方干部，他们也是重要的收藏家。魏今非1965年曾给北京故宫捐赠书画40件。朱光的收藏中，最著名的是南宋马远的《水图》，1953年，朱光将此图捐给故宫。文革中，朱光被批斗致死后，藏品流散。在九十年代，杨仁恺在香港见到了多件朱光的旧藏。

11月24日，张、王等谈画事，决定由王将赵画带回港，请其多选一些画来送穗，以便选洽，仇卷暂留待研究。

11月25日，王南屏返回香港。此后，张珩、刘九庵等人一直等王南屏。但王南屏一直没有来。到12月4日的日记，刘九庵的日记已经透露出广州这边的不满。“王南屏还未来，看这事的发展，似用以逸待劳的拖，时间一长，搞些东西来促使我们迁就，可能是有这种用意，但料想不会不来的。 ”

与王南屏的关系开始有了变化

12月5日，下午王南屏来了，携来此间三张画，余者都装于箱内，摆于华侨大厦，他住该处。约明早前去看。

12月6日，上午同张、唐去华侨大厦王南屏处，将带来的明清画统统看完，计33件，连前送来看的三件，总计36件。这一部分在初看后结果认为是伪的多，真的极少，而真的部分也多属修补残伤的，看来这问题是不太好解决的。……而在王的意图，想在这批画中选的东西能超过赵画的价格……由于听了张珩看后的讲话口气，王认为这事是无法进行的。……

12月7日，王南屏……后来又谈了关于文天祥书卷事，王谓请明日将不要的部分予以办好手续，以便回港。……

12月8日，下午王毅、唐、张去市人委，……据朱（光）市长意见，这事是王的欺骗，政府不能吃亏，先不要让他走。有三个办法：第一，找回原真画；第二，要找其他画与此价相抵的；第三，选与存的画折半价，再退回一半价款。……说明这次王南屏带来的东西……和朱市长要扣王办理和魏省长要缓和地办的意见，均报知部内，请定夺复电。……

12月11日，下午将王南屏送来的全部绘画送与朱光市长看过，王毅、唐老、张珩等均在此，也就谈了王南屏送来画事及这几日交涉的经过，（……），拟将送来的这批不好的画应付一下，借以了事。朱市长问明情形以后，认为不能放他回去，和他讲道理，退款，或那相当的画来抵，并即时通知有关部门不使王走去。

朱光決定扣下王南屏

12月12日，王南屏已知不能走去，即主动来找张珩、王毅等商谈。……最后谈判决定：一，由王先汇来此地两万元（港币），将北京存的三件画和这里这次选出的六件画相抵。二，就是将文天祥书卷办好送来相抵亦可。……王答应，如办到第二，他要求将北京存的三件照他的价格予以留下。

12月20日，于十六日，王（南屏）返回香港去办，……及时电话后，说明已将文天祥卷办妥了，价港币四万五（不足信），随即取到送来。于十九日他派他的妻房淑嫣持卷送来。看后确为文的真迹无疑，当即确定一切，随将前选的六件与仇英的画卷交王妻带回，即了却这段事矣。

至此，这件事算是了结。徐邦达付出的六万元，在退回赵原伪画后，香港方面无法退款，用其他书画抵扣的方式解决此问题。文天祥书法卷抵扣四万五，另外一万五应该是由王南屏留在北京的三件画做抵扣。但徐邦达在广州达成的交易应该不止是只有赵原的这一幅画。因为张珩与刘九庵继续留在广州，等待香港方面送来三幅宋元画。这三幅画12月26日送到。但随即又被朱光留下。刘九庵先行返京，张珩需从朱光处取回画后才返京。

1960年1月6日的日记，上午同王以坤去文物局共同看了徐邦达由广带回的（购自香港）书画，宋人吕大防等札册、明人手札册、元顾定之《竹》轴，及此次张珩带回的司马光《通鉴》稿、吴浚《自书诗》卷、张逊《双钩竹》卷和王南屏的王翚《山水册》、孙克弘《花卉》卷、黄鼎《山水》卷，均属真迹，惟札中有几通伪仿的。

由此我们知道，虽然徐邦达带回去了赵原的假画，但是另外几件宋元书画却十分重要。徐邦达之所以在赵原的假画上出问题，究竟是一时打眼，还是另有原因？张珩的堂弟张南琛与宋路霞合作出版的《张静江、张石铭家族：一个传奇家族的历史纪实》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1950年代初期，……派了一位资深干部前往广州，鉴定字画，具体办理此事。香港的商人从中捣鬼，使出美人计和糖衣炮弹对这位干部进行拉拢，此人经不起袭击，明明知道是假画，还是花重金买了下来，使国家蒙受了很大损失。那个干部回到北京后，知道骗不过张葱玉的眼睛，就对张葱玉打招呼，叫他不要吭气。张葱玉一看果真是假的，他说：‘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不说？ ’于是坚决予以揭露，挽回了国家的损失。

陈巨来在《安持人物琐忆》中说，“但去冬叔兄来信云：邦兄六六年后，被遣送江西劳动数年之久，近已回京，变了一个谦谦之士了，亦来谈谈矣。此真党和政府能教育一个狂人而做了新人。可喜之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