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稿终于出版，但距离研究时间已过十年......当年待过的陕北农村，改头换面，迎来了翻天复地的变化。招待我的农民方家夫妇，儿女成人，负担减轻，生活好转，原来的农地最近发展为一个集合红色旅游的剧场商 场广场空间，农民不但从窑洞搬到楼房居住，也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资本空间和消费时代。

庇护的失足不是个人道德问题，而是灵性的疾病。将活的信仰扭曲和固化为意识形态，正是此疾病的症候。信仰的真实不依赖它反抗的事物，而在其爱的对象。一旦信仰专注于对抗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并视之为绝对的恶，信仰就会被反抗的对象所定义，自身也扭曲为一种意识形态。

1944年1月底，在给挚友的信中，朋霍费尔再次将内心世界表白：所有与人之间的联系的可能性都嘎然终断，那么在焦虑过后，就会发现生命其实掌握在一双更结实、更强壮的手中。对你以及对我们来说，未来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首要任务，应该就是把彼此交托在那一双手中……不论我们曾经有任何软弱、错误以及罪过，一切完全在上帝的掌握中。

在法國國力達到頂峰的時候，法國數學屆也進入了黃金時代。這些數學家的名字，依然是今天的高等數學教科書中不可迴避的名字。現在，中國國力的上升，是否也會有中國數學的黃金時代出現？

一个税收国家只要能够保证人们自利的动机作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而不是依靠其他的动力，就能够避免和摆脱危机。相反，一旦国家依靠其他的方式作为发展的动力而抑制人的创造力那么很有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危机。

沃格林的思考并不是基于抽象的西式理性，而是基于更广泛、更深刻的历史理解，他更加赞赏不同文明与文化的特殊性

二十世纪以来，红楼梦成了一个人人可以取用的文化资源。它不是一个被动的被学习的古典作品，它是一个时时可以激活读者的文化载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红学的历史还将有更多波澜壮阔出现。

他可以说是蒙古民族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蒙古学家（以前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蒙古的只有西方学者）；是第一位有国际影响力的蒙古族学者。

温盖特克服了前线、河流与山脉等限制，派遣部队深入敌后，仅用几个旅的兵力就给整个战区的敌军造成了巨大破坏，这一创举堪称后世用兵之典范。就这一壮举的规模与影响而言，直到近七十年后的今天，仍无人能超越。

一个税收国家只要能够保证人们自利的动机作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而不是依靠其他的动力，就能够避免和摆脱危机。相反，一旦国家依靠其他的方式作为发展的动力而抑制人的创造力那么很有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危机。

共产党宣言为人们预备了一个诱人的前景：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在该隐被上帝放逐之时，他可能也是这样想的：我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宣言》正是该隐家族的宣言。

当我在苏联大声疾呼“不靠谎言而活！”时，被认为是言之有理，但是当我在美国大声疾呼“不靠谎言而活！”时，我被告知走远点，哪里凉快哪待着去。

年谱之兴，始于宋代，但年谱长编体裁之采用，当不早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之前。1932年，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刊印《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征求党内外人士签注异议，补充遗漏，收集后用油印印存会中，此为年谱长编体裁之发端。

子淳兄和刘小枫先生都非常重视现代性已经出现和可能产生的种种问题，但是，他强调上帝启示恩典的垂直维度，而刘小枫先生则强调永恒自然秩序和具体灵魂差等的平面维度。在我看来，这里体现出来的不仅是在中西之辩之背后更为根本与关键的古今之辩，更是在神人关系视域下对垂直维度与平面维度、以及恩典与自然之间关系迥然不同的立场与理解。

回顾刘小枫的思想学术历程，我们既能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易并为之心酸，又能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不立而为之气恼。真是应了鲁迅那句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中国的知识分子与中国的民众，其实距离不远，都是权力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