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記眼中的第一任特首

2026年9月8日，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辭世，享年89歲。據多家傳媒引述其辦公室消息，他在家人陪伴下安詳離世。

消息傳來時，我沉默了很久。

人到了這個年紀，聽到一位熟悉的長者離開，心裏先浮現的往往不是他的頭銜，也不是歷史早已寫下的爭議，而是一個很具體的畫面：一次握手、一段交談、一張舊照片，或是一個曾經以為會永遠留在記憶裏的人，忽然成了再也見不到的人。

董先生的離開，是一位重要政治人物的謝幕。他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當日就任首任行政長官，至2005年3月以健康理由請辭；其後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至2023年換屆卸任。他的一生，與香港回歸後最初八年的制度建立、經濟危機、住房爭議、社會矛盾與政治轉折緊緊相連。

但對我而言，他首先是一位我曾多次近距離見過、也曾親耳聽他說話的長者。香港新聞界工作的那些年，我在酒會、新聞活動和公共場合多次見過他。今天重新整理舊照片，許多沉在歲月深處的片段，又逐一浮現。

^{（圖片說明）1999年8月10日，香港。左為董建華先生；中為GFM.News創辦人、本文作者、時任香港《鏡報》採訪主任的我；右為香港《鏡報》創辦人、社長徐四民先生。照片攝於香港《鏡報》創刊22周年紀念酒會，記錄了一段屬於那個年代的珍貴記憶。}

一張照片，兩位老人

我翻出一張攝於1999年8月10日的照片。那是香港《鏡報》創刊22周年紀念酒會：左邊是董建華先生，中間是我，右邊是香港《鏡報》創辦人、社長徐四民先生。

照片並不宏大，卻讓我看了很久。

那一年，香港回歸剛滿兩年。董先生已在首任行政長官任內；香港社會仍在摸索新制度下的生活與秩序；我們這些在新聞現場工作的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理解這座城市正在經歷什麼。

而對我來說，照片中的徐四民先生，並不只是一位報社社長。

我九十年代到香港發展，人生剛剛走進另一段路。正是徐老把我引見到《鏡報》，讓我有機會真正進入香港新聞界。他待我像義子，也像老師與朋友。很多年後回看，我才更明白，一個年輕人能在異鄉獲得信任、獲得位置、獲得被認真對待的機會，並不是理所當然的事。

徐老是我一生敬重的恩師。他看重新聞人的責任，也關心香港與中國的發展。他給我的不只是工作機會，更是一種對新聞、對做人、對時代的要求：眼睛要看得遠，腳步要站得穩，心裏要裝得下普通人的生活。

徐老於2007年9月9日離世。如今重看這張照片，董先生也已離去。照片裡兩位長者都不在了，留下我站在中間。

這種感覺很難說清。它不是單純的傷感，而是一種歲月忽然有了重量：原來自己曾經親歷的那些日子，已經離今天這樣遠；原來曾經帶着我往前走的人，也一位一位走進歷史深處。

他希望記者走進市民生活

董建華先生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他在主席台上的形象，而是他與人交談時的細節。他說話平和，不喜張揚。每天要接觸大量官員、商界人士、社團代表和媒體記者，但下次再見時，有時仍能叫出名字。

對一個年輕記者來說，這會讓人感到自己不是會場裡一張可有可無的面孔。

有一次，董先生對我說，大意是：香港記者要多與市民接觸，了解他們的生活和住房情況，把真實狀況寫出來、反映出來，讓政府知道市民真正需要什麼。

這段話，我記到今天。

新聞不應只停留在官方場合，也不能只依賴新聞稿。市民住得怎樣、生活是否艱難、房屋是否負擔得起，這些具體處境，都應被帶回公共討論之中。

現今，我在美國創辦GFM.News，我仍相信這個原則。當制度決定影響住房、收入、教育、企業與家庭，新聞不能只記錄決策者說了什麼，也要追問市民承受了什麼。

回想起來，這或許也是徐老與董先生留給我的一個共同提醒：新聞的價值，最終不在於記者離權力有多近，而在於是否仍願意走近真實生活。

香港第一次有了行政長官

董建華的歷史位置，首先來自「第一任」。

香港在1997年以前沿用殖民政府總督制度。回歸後，特別行政區按照《基本法》運作，行政長官與中央、立法機關、公務員體系、工商界和社會各界之間的關係，都要在實踐中建立。他沒有前任可以借鑑。

然而，他上任後不久便遇上亞洲金融危機。貨幣投機壓力、利率上升、股市震盪與樓市下跌接踵而至；其後又經歷禽流感和SARS。對一個剛成立的特區政府而言，這不是平順的開局。

「八萬五」的初衷與代價

董建華任內最具爭議的政策，無疑是住房。

1997年首份施政報告提出，每年公私營合計興建不少於85,000個住宅單位；政府並希望在十年內把自置居所比率提高至70%，將公屋平均輪候時間縮短至三年。

今天回看，這項政策後來成為沉重政治包袱。亞洲金融危機下，香港樓市急劇下調，大量家庭承受負資產壓力。市場週期、供應節奏與政策預期交織在一起，政府受到強烈批評。這段歷史必須如實寫下。

同時，當年香港的住房難題也是真實的：樓價高企，普通家庭置業困難，公屋輪候時間漫長。增加供應，原本正是為了回應市民「住不起房」的問題。政策結果與政策動機，應分開檢視。歷史可以批評政策判斷，卻不宜抹去政策最初想回應的公共問題。

二十多年後，住房仍是香港最棘手的民生議題之一。「八萬五」留下的，不只有爭議，也有一個至今未被解決的提問：香港如何讓普通人有能力安居？

長遠課題與未竟答案

董建華的施政，不能只用住房政策概括。資訊科技、數碼港、教育、旅遊、物流、香港與珠三角合作，以及香港與內地經濟聯繫，都是他任內反覆提出的方向。

他很早便提出，香港面對資訊時代的競爭，不能只做跟隨者；也希望香港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找到新的位置。這些構想有的推進緩慢，有的引起爭議，有的則在後來不同政府任內以新的方式延續。

一位政治人物的構想，未必能在任期內得到完整實現，還取決於經濟週期、行政能力、社會共識與市場條件。董建華先生留下的問題，是香港如何在維持原有優勢的同時，為產業與城市尋找下一個增長空間。這個問題，至今仍未過時。

2003年的社會轉折

董建華的任期，也繞不過2003年。

SARS重創香港，經濟低迷與失業壓力加深。同年，特區政府推動《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引發廣泛社會爭議。7月1日的大規模遊行，成為回歸後香港政治發展的重要轉折點，相關立法草案最終擱置。

香港社會對第二十三條一直存在不同理解：支持者強調《基本法》所載的憲制責任；反對者則擔心相關立法可能影響既有自由與權利保障。分歧本身，就是回歸初期香港制度磨合的一部分。

董建華在那一年面對的，不只是一項法案，也是一座城市對政治、自由、治理與未來方向的不同期待。2005年3月，他以健康理由辭去行政長官職務，結束八年任期。

我記憶中的董先生

我今天寫下這些，並不是要替董建華先生的每一項政策辯護。他的施政有失誤，有爭議，也留下後人持續討論的問題。這些問題應被研究，並放回當時的制度、經濟與社會環境中理解。

我不願意把一個人一生的全部，只交給幾個政治標籤。

我記得的董先生，說話不疾不徐；我記得他願意與年輕人交談；我記得他提醒記者多走進市民中間，了解住房與生活；我也記得他和徐四民老先生在一些場合中相見時，那種老朋友之間自然的熟悉與親切。

這些細節未必能改變歷史對一位行政長官的總體評價，卻能讓一個歷史人物恢復他作為「人」的溫度與複雜性。

^{（圖片說明）2002年11月15日，北京人民大會堂。本文作者以香港《鏡報》採訪主任身分，在中共十六大閉幕後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與中外記者見面現場採訪。照片後方為胡錦濤及新當選的中共政治局常委。那一年，江澤民時代向胡錦濤時代完成權力交接；對當時仍能進入北京重大政治現場採訪的香港記者而言，這也是一個新聞職業仍懷抱熱情、仍相信記錄有其位置的年代。}

照片裡的香港

1999年那張照片裡，我還年輕。董先生正在首任行政長官任內，徐老仍在主持《鏡報》。香港回歸只有兩年，許多後來改變這座城市的事情都尚未發生。那時候，我們談未來，談香港，談中國，也談年輕人應如何把自己的事做好。

二十七年過去，城市變了，人也變了。

董建華先生離開後，人們會以各自立場回顧他的八年任期，這是歷史必然會有的討論。對我而言，除去政策、職務與爭議，他也是一位在香港回歸初期，曾與我們這代新聞人有過真實往來的長者。

而徐老留下的恩情，則像一盞不張揚的燈，照着我後來走過的新聞之路。

照片會褪色，記憶也會逐年減少。因此更應把親歷過的事，盡量誠實地寫下來。不是為了替誰定論，而是希望在歷史越走越遠之前，留下人與人之間真實存在過的溫度。

董先生，一路走好。

免責聲明

本文依據公開資料與作者所存照片、記憶撰寫；個人交往和對話均按記憶審慎轉述，未經第三方逐項公開核實。文章旨在紀念及提供歷史觀察，不構成對董建華先生、其施政或香港歷史的唯一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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